“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是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机构，应该恢复以学术为主导的管理体制。梅兰芳的剧团只能由梅兰芳主导才能办好，大学也只能由骨干教授的集体主导才能办好。不同学校的骨干教授主导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这样就会形成学校的真正特色。”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朱清时 30多年前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我是最早的受益者之一。1979年我被公派赴美国进修，回国后先在中科院做专业科研，1994年以后又从事教育，并在1998—2008年做了10年中国科大校长。3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看到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层次，我对比在国外工作的经验，感觉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世界一流差距甚大，是因为我们的课程体系不行，教材内容陈旧，灌输式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所以我做校长以后，就组织人员到全世界各地去调研，回来编写新大纲和新教材，并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开始进行得还好，后来却推行不下去了，因为教师们缺乏内在的积极性，诸事很快就流于形式。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牛津、剑桥，很少有人谈创新教育，但所做之事却总很创新。由此我认识到，课程体系和教材，乃至教学方法，都只是技术问题，是浮在表面的现象，当然也都很重要，但教改必须抓住深层次的问题才行。 第二阶段我觉得，人才是关键，大学有了好的师资队伍，教学改革才能做好。没有好的人才，好事可能流于形式，好经也可能被念歪。于是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引进人才上。近年来，中科大和其他兄弟院校一样，每年都从海外引进一些教授或副教授，现在我国重点大学的教师队伍已经焕然一新，然而教改却仍无明显进展。这时我才发现，引进的人才回来后，思想和行为方式就渐渐发生变化，例如他们在国内参加学术交流，很快就抛弃了国际学术界让年轻人唱主角的优良传统，也习惯于让“大腕”做大报告。不是因为“大腕”们有真知灼见，而是因为他们身份地位高。大家已不在意交流新思想，而是崇拜权力和地位。这样一来他们的创新能力在退步，真如古语所道“南橘北枳”。这说明教育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土壤”，即管理体制之中。 第三阶段我认识到，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已“行政化”， 即大学被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我们的学校领导人都是上级任命的官员，靠行政权力治校，下级服从上级。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于是产生了大家不去竞争学术好，而是崇尚权力大、地位高的校园文化。在这种氛围中学术就萎缩了。 我国农村也曾是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干预农业生产，结果农业搞得不理想。30年前的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去行政化”，让农民自己来决定种什么，怎么种，农业就恢复了生机。农村改革为我国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育的现状跟改革之前的农业一样，没有活力，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经费不够，甚至也不是由于我们的课程体系不行，而是不恰当的管理体制使教授发挥不了聪明才智，就像过去农民发挥不了作用一样。因此当前我国教改的根本问题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去行政化、去官化，把学校的管理体制扭回到学术主导的状态。不要只在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修修补补。 过去的梅兰芳剧团，它的社会功能只是唱好戏，因此管理体制围绕让梅兰芳唱好戏来运转，梅兰芳起主导作用，于是梅兰芳剧团成为了艺术史上的奇葩。与它同时的还有马连良剧团、尚小云剧团等，真正是“百花齐放”。后来这些剧团都被行政化了，其戏剧艺术也就凋零了。学校的社会定位本是一个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机构，管理体制应该“学术优先，学者主导”。如果不切实际地赋予它许多其他功能，由一些官员用行政权力来主导，它们就会失去活力。 因此，要对我国的教育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从学校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干部制度改革做起。建议组织部门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制定出“学术机构领导干部任用办法”，适用于学校、科研院所、剧团等学术机构。这并不是说组织部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有问题，只是说社会上各类机构千差万别，不能只用一套统一的办法来管理。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是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机构，应该恢复以学术为主导的管理体制。梅兰芳剧团只能由梅兰芳主导才能办好，大学也只能由骨干教授的集体主导才能办好。不同学校的骨干教授主导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这样就会形成学校的真正特色。 有人会担心这样的学校在政治方向上出问题，这没必要。30多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时，曾有人这样担心过，然而历史已经做了结论。我们国家不仅未出问题，而且反而比当初更强大。今后30年我国的改革中，教育改革是至关重要的领域，在管理体制上“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的教改成功了，我们才可能成为人才强国，中华民族才会真正复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