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遇批评，让我下台” 新京报：你曾被学生怎样批评？最尖锐的批评是什么？ 李培根：各方面的批评。最尖锐的一次，我记得是我们文华学院的学位门事件。（文华学院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2007年，该学院1300名毕业生中有超过700人拿到了“华中大”的文凭，而以前这个学院没有那么多学生能拿到主校的文凭。有学生便认为“华中大”在买卖文凭。） 当时网上有一个帖子，尖锐到什么程度，内容是“把这个烂人李培根揪下台，如有问题，把他双规。” 新京报：看到帖子后是什么感觉？ 李培根：看到一笑。我感到很好笑，没什么。这么多学生中，有那么几个学生偏激一点，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新京报：你是怎么处理学生对学位门事件的质疑？ 李培根：学校召开了一个见面会。当时我回应说，永利严格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行事。其实有些批评是学生不了解全面的情况。真诚面对学生了、解释了，就好了。 新京报：校方领导的意见一致吗？都能和你一样真诚面对学生吗？ 李培根：学校的高层是有异议，部分同志希望不要去解释，他们觉得越讲越不清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对学校不好。我的想法是，既然学生有那么大的意见，作为学校来讲，有道理，得面对；没道理，也得面对。 新京报：你不担心出面后会下不了台？ 李培根：只要是真诚面对学生，学生为什么会不理解呢？如果这个事情学校的确是有失误，学校应该坦言，学生会接受；如果是学生不了解全面情况，只看到一方面，你真诚面对的话，学生也能够理解。 新京报：你出面后，学生情绪平息了吗？ 李培根：基本平息了。 “和学生沟通，还不理想” 新京报：学位门事件后，“华中大”每学期都召开两次见面会。是出于什么考虑，把见面制度化？ 李培根：我希望学校要有一个保持学生和学校方方面面正常的沟通渠道。尽管到现在为止，这个渠道不一定建立好了，可能还并不理想。但我们还在朝这方面努力。 新京报：学生有个普遍印象是，似乎每次只有你出面回应，学校其他的职能部门并没有出面。 李培根：那显然是很不好的。 新京报：学生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你表态了，而是这件事情能否得到最终解决。但职能部门如果不面对，是否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李培根：所以我们学生对我也有不满意的，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跟学生讲起来一件事情，听着蛮好的，但在他们看来，好像跟我讲的差距太大了。 新京报：什么差距？能举个例子吗？ 李培根：比如我在演讲中说，学校绝不赚学生的一分钱，我也知道学生对食堂并不满意。那我说的是不是假话呢？不是，我说的肯定是心里话。但学生觉得学校没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有部分是食堂做得不好；后勤也有一定的困难，他们也尽了全力。但学生也没有全面了解情况。 新京报：你认为学生和校方之间的理想沟通应该是怎样的？ 李培根：“以学生为本”的观念真正深入到管理干部和教师当中，深入到职能部门中去，才是理想的沟通。 新京报：推进这种理想的沟通时，你会有一种无力感吗？ 李培根：比如食堂这件事，我也经常跟后勤的人打招呼，他们其实也尽了力，但如果真的要求后勤的每个人都做到心里装着学生，这也是不现实的。 “我给自己打70分” 新京报：毕业典礼上，有那么多学生爱戴你，你从2005年任职至今，给“华中大”带来哪些改变？ 李培根：改变肯定有一些，但我不满意。 新京报：在你任职期间，你会给“华中大”打多少分？ 李培根：整个学校的情况，应该是及格吧。 新京报：那你会给做校长的自己打多少分？ 李培根：70分。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的“华中大”有哪些不足？ 李培根：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讲的“以学生为本”。讲是很好讲，但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就这一点来打分的话，我都怀疑能不能打及格。 新京报：你认为“华中大”还没有做到以“学生为本”？ 李培根：应该说以学生为本没有真正深入到大面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距离更大了。 新京报：怎么理解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距离更大了”？ 李培根：大多数教师在上课之外，跟学生的接触太少。我在国外念书时，教授上课是上课的时间，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接待学生的时间，你可以去办公室跟他讨论。 新京报：国内的大学教授课后都忙于什么？ 李培根：忙于一些功利的事情。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教职工。如果教师的收入完全只依靠工资的话，教师早就都跑掉了。 新京报：但为什么社会普遍认为大学教授的整体收入不低？ 李培根：虽然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还得体，但是那要通过类似于创收的活动来取得。仅工资收入并不高，大学一级教师（即院士级别）的工资收入——院士，每个月是2800元。这就使得老师需要更多地去考虑怎样增加津贴和奖金，肯定会减少关注学生的程度。 新京报：“华中大”是否尝试让教师多关注现学生，如设置课后“学生接待日”？ 李培根：有尝试，但就“华中大”整体而言，还没做到。 新京报：为什么改变那么难？ 李培根：这个是现实。作为校长，不能说：你们在学校里头只能拿这么点工资，不能干别的。这是做不到的。目前如果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系统，需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使得老师不把精力放在创收上。而这不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可以解决的。 “我讲真话，但不是异类” 新京报：那么多学生喜欢你，是否意味着你是一名成功的校长？ 李培根：千万不能这么讲。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成功的校长。自己更多的是要看到问题的一面，不能陶醉在成绩里。 新京报：从你的演讲稿来看，你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人。 李培根：应该是。我本质上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人。 新京报：也听说，有时候你在外边说话，“华中大”宣传部工作人员会提心吊胆，为什么？ 李培根：我能理解他们，他们搞宣传的人会比较谨慎。 新京报：他们怕你乱说话？ 李培根：我只是不喜欢讲假话。我不敢说我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来了，但我讲的都是真话。 新京报：你认为讲真话的校长算是异类吗？ 李培根：我相信很多校长都讲真话。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校长了。 新京报：作为一个教育管理者，很多时候无法实现理想，你还会喜欢这个职业吗？ 李培根：喜欢。不喜欢的事，别人无法强迫。 新京报：什么地方吸引你？ 李培根：大学教授影响的只是很小的一个点，那就是做好自己的学问。而校长，毕竟有可能去影响更大的范围。 “高校小一点更好” 新京报：你曾说，影响一个大学的声誉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个大学的校友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为什么这么说？ 李培根：你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是因为记住了它发表了多少文章，获得多少奖吗？不是的。北大、清华好，是因为很多有杰出表现的是北大清华人。所以，对学校而言，最重要的是学生们在校期间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使得他们今后有更好的表现。 新京报：“华中大”是一所理工科学校，你所说的“更好的教育”是否包括精神层面的东西？ 李培根：当然包括。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讲，不光是学习科技知识，还要修人文素养，要有超越于专业之外的社会、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及领悟能力。 新京报：而高校扩招是否会影响到你所说的“更好的教育”？ 李培根：从宏观上来讲，前些年国家的扩招，我可以理解。一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大；二是经济水平发展，老百姓受教育的需求也增加。扩招是适应了这两方面的需求，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扩招可能会引发一些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 新京报：你的教育理念是反对高校扩招？ 李培根：完全否定扩招，也是错的，是不公平的。但我并不希望大学这么大。我的愿望是，希望这个学校能够小一点。 新京报：为什么希望它小？ 李培根：太大的话，教师跟学生的距离就远了。学生越多，教师照应起来肯定就难一点。比如上一个实验班，是50人来上，还是20人来上，差别就大了。 新京报：听起来像精英教育，你希望在“华中大”提倡一种精英教育？ 李培根：现在说“华中大”是精英教育，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我们的学校，是介于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之间。 新京报：很多人说，中国的大学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那“华中大”的差距呢？你希望把它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之一吗？ 李培根：当然希望，但我估计即使建成，也还要有几十年。那时我肯定已不在位了。（朱柳笛 湖北武汉报道） 人物简介 李培根 1948年生，湖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副校长。2005年3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6月2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李培根的演讲《记忆》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并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