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大课”像听大型公共讲座 今年9月中旬，第一次上公共课的时候，刚考上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王晓傻眼了，“在大礼堂里三四百人一起上，老师站在舞台上用麦克风讲话，这哪里是讲课，简直是像听大型公共讲座。” “我自己很忙，我的导师更忙，一年见不到几次面，他怎么对我负责啊？”去年刚刚从上海市某著名高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赵青（化名）告诉记者，自己的毕业论文是在答辩前3天给导师看的，“他看没看我不知道，但没提什么意见，走个过场就行了，没有老师难为我”。 实际上，这篇硕士学位论文只花了赵青两个星期时间，“说实话，大部分材料都是从网上下载的，拼拼凑凑，有一点自己的观点就不错了。”他说。 中国传媒大学一位教授回忆了当年自己读研时的情景，“老师就带我一个学生，每个礼拜天把我叫到他家，引进书房，书桌上都已经摆好了要我看的书，然后反锁门。叫师母给我包饺子，吃饭的时候把我放出来，一边吃饺子，一边要我谈上午的读书心得。”他对记者说，现在一个老师一带就是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不知道这样的学生出来会不会和自己当年一样。“学校不能再扩招了，应该把重点放在软件硬件建设上。”他呼吁道。 据记者了解，在很多高校，研究生一年只见导师几面的情况绝非个例，不少研究生说只能逢年过节时在饭桌上见见自己的导师。 “过去大学教师资源浪费多，但扩招后是教师数量不够了，应该减少学生指标，重点培养师资。”北京市政协委员王晋堂对记者表示：“现在的老师天天上课，带的学生多，科研任务重，整天疲于奔命。高校投钱的方向应该用在师资上，而不仅仅是硬件上，要给教师提供宽松的环境。” “占座就像领经适房号” 而高等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不仅体现在“超重”的师生比上，记者近日对北京以及外地几所高校自习室、图书馆进行探访，发现由于硬件设施不足，高校里自习占座的现象普遍存在。 西安某高校大二女生李琳对本报记者描述了她每天占座的情形。 刚刚6点半，她的手机响起熟悉的闹铃声。穿好衣服，还没来得及刷牙洗脸，她就迅速奔出宿舍，冲向距离宿舍不过几百米的图书馆。虽然7点半才开馆，但是当她到达图书馆门口的时候发现门前已经出现了许多“蓬头垢面”的男男女女。7点半一到，管理员来开门，就见门口的人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图书馆五楼的自修室。 占好座，回到宿舍洗漱完毕后，李琳就准备去上课了。她所占的座上午一般都是空着的，下午偶尔没课的时候就会去“自己的座位”看看书。如果早上不占座，到了下午很难找到座位。 这样的程序李琳几乎每隔两天都要重复一次。有时候她也会觉得占着的座位空着会很浪费。但是现实的状况又不得不逼着她继续起早占座。 即使管理员会来收“有书无人坐”的书，而大多数人已经摸准了管理员的行动时间，一到检查的时候就会立马出现在座位上，所以往往很多人都可以一占一学期。“特别是开学第一天的时候，为了保证自己一个学期都能有座位，那阵势就像领经适房号。”李琳说。 中国传媒大学的李蕊同学也向记者表示，她们学校的图书馆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人就会特别多，去晚了根本就没位子。 “每到开学之初和考试前夕很多人没有座位，就要自己想办法。有的座位被占了，但占座的人长时间没来，别人就会坐上去。占座的人来了就特别容易吵架。”据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介绍，学校通常不会强行规定“不许在自习室里占座”，一旦出现纠纷，基本上是学生自己协调处理。 根子在于高等教育资源跟不上扩招速度 记者调查了解到，虽然缺乏师资和学校自身发展速度过快有关，占座有违背公德的成分在，但更多的被采访者认为根子在于连年扩招后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 教育部统计显示：1999年大学扩招30万，2009年大学招生规模首次突破600万。学生数量几何级的增长使得高等资源捉襟见肘，软件、硬件均出现不足。 “导师太忙了，有些文科研究生一年难得见导师一面。”明年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陈峰告诉记者，很多导师平时和学生很少当面交流，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联系。 在高校扩招，学生人数快速增长的同时，接纳这些学生的学校和培养学生的老师却并没有同比例增长。目前我国高校的师生比普遍偏高，有些高校甚至高于1∶18.“一个导师最多要带几十个研究生，根本忙不过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建民教授，曾经就“扩招中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做过专门的调研。王建民说，在对高校导师的调查问卷中发现，经济、法律、管理等热门专业，一位导师名下的在校研究生数超过20人的比较常见。另外，一些教师为了增加收入忙于在外“走穴”，开办或参与各种培训班、辅导班，一身兼多职。这种结果，只能使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此外，在很多教育专家看来，大学生占座现象愈演愈烈就是因为硬件设施没有完全跟上扩招的步伐，快速盖起的大学城宿舍质量问题频频出现，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而在考试前寻找一张安静的书桌也成了难题。 “占座现象的背后就是高等教育资源的缺失，没有接纳能力就不要招那么多学生，学生交了学费，连起码的书桌都不能满足要求，投入的经费都去哪里了？”王晋堂认为，这也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原因。他认为：“一个连书桌都不能提供的大学学习环境显然不是我们目前社会需要的，我们的大学应该更加以人为本，加强对学生的服务意识，高等教育重量更要重视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