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专访 被王彬彬公开指责著作涉嫌抄袭的汪晖，至今仍未对国内媒体发表意见；汪晖的主管单位清华大学和授予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态度也仍然不明确。与扰攘半年之久至今未有进展的汪晖事件相反，复旦大学教授朱学勤在被指涉嫌抄袭的第一时间即时给予回应———七月十三日，朱学勤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动提交了调查申请。前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朱学勤的态度我是认可的” 没有人举报朱学勤抄袭。但是考虑到朱学勤本人提出了调查要求，本着对他的声誉、对学校、对学术界负责的态度，我们决定还是展开调查 羊城晚报：7月13日，朱学勤就被指抄袭事件向复旦大学提交了正式的调查申请。这之后，学校方面有没有联系举报朱学勤抄袭的那位网友Isaiah，并就此事展开调查？ 葛剑雄：最初是一位报社的记者联系我，发给我一封邮件，内容是Isaiah指朱学勤抄袭的两个材料的网上链接。我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Isaiah联系我们，我们也一定会为他的身份保密。但是报道出来后，Isaiah在网上表示他没有委托记者联系我们，并且否认他是在举报朱学勤抄袭。 按照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操作程序，一定是有人举报我们才启动调查。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人举报朱学勤抄袭。但是考虑到朱学勤本人提出了调查要求，本着对他的声誉、对学校、对学术界负责的态度，我们决定还是展开调查。 由于没有举报人，我们调查抄袭的依据只能是之前Isaiah在网络上发表的那6篇文章。 羊城晚报：如果朱学勤不主动向学校提出调查申请，学校不会主动启动调查？ 葛剑雄：我们一般不会因为网络上有人说某某某抄袭，就启动调查程序。因为互联网上太多这样指责别人抄袭的网文。 羊城晚报：目前调查进行到了哪一步？还有多久可以公布结果？ 葛剑雄：调查是学术规范委员会的集体行为，我只能说目前正在进行。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公布结果，这个时间很难说。因为这不仅是我们委员会的问题，还涉及其他人的配合。比如，举报材料中涉及的人、单位，都需要约定时间来配合作证。我们也希望越快有结论越好，但更重要的是严谨、慎重。我希望大家有耐心。 羊城晚报：您怎样看待朱学勤被指抄袭这整件事各方的态度？您认为怎样的结果会是比较圆满的？ 葛剑雄：我认为匿名举报是不妥当的行为。Isaiah在我们再三表示会为他身份保密的情况下，依然不愿意站出来联系我们，后来甚至干脆发表文章说他不是在举报朱学勤，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和态度是不严肃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而朱学勤主动回应，主动向复旦大学提出调查申请的态度我是认可的。 我相信再过不久，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一定会拿出一个结论。至于这个结论对不对，学术界自然会有评价；但作为校方，起码我们是负责任的。 对这个结论公众可以有意见、可以讨论。如果有人能拿出新的依据、理由，我们可以再启动第二轮调查。如果只是少数人没有真凭实据的不满意，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再纠缠下去。 “调查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有人在朱学勤涉嫌抄袭事件中质疑过我的身份，说我和朱学勤是认识的。我的确认识他，现在偶尔也会碰到，但调查是委员会的集体行为 羊城晚报：能请您介绍一下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的运作程序和机制吗？ 葛剑雄：我们的程序要求是：有人举报才会调查。举报分为两种：匿名举报和实名举报。匿名举报原则上可以不予理会，但如果它的举报有具体内容、有线索可查，我们还是会查。有了调查结果，我们也会努力尝试联系举报人。比如，之前有举报人只署某某学校，我们还是会给该校寄去调查结果。但举报人能不能拿到这个结果，我们就没办法负责了。 实名举报我们是一定会展开调查。目前，我们学术规范委员会有7位委员，涵盖了人文、经济、理工科、医学等领域。在接到一个实名举报后，委员会会按照被举报人涉及的学科领域，指定一名或多名相近学科的委员主要负责调查。委员可以自己展开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院系或专家协助一起调查。对于一些专业的实验报告、实验数据的核查，我们自己弄不来的，还会聘请专门的机构。 经过调查，会形成一份初步的调查报告；报告会提请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一起讨论；讨论后，委员会会将报告转给举报人和被举报人，听取双方意见；这个过程中，如果举报人对结论不满意，又能提供新的证据，委员会可以进行第二轮再调查。最后，委员会会形成一份正式的结论报告提交给校方。调查结果要不要公布、公布到什么程度，这些要由学校决定。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在学校内部设立的学术规范委员会，怎样保证它的公平、公正性？比如在对朱学勤的调查中，怎样保证不存在偏袒问题？ 葛剑雄：一靠制度，二靠自律。复旦的学术规范委员会有回避制度。如果委员会的委员与被举报人有工作关系、利害关系，或者举报人认为某个委员应该回避，我们可以要求该委员回避。但不能因为被举报人是本校的老师或毕业的学生就否定这个调查制度。我们委员会曾经调查过某个学院的副院长，也调查过长江学者，结论出来后，没有人质疑过它的公正性。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调查过的案例中，还没有被举报人感到不服气的。不是说大学里面就一定不能独立，或者第三方就一定独立了，这个不是最低的一条线。 至于自律，有人在朱学勤涉嫌抄袭事件中质疑过我的身份，说我和朱学勤是认识的。我的确认识他，现在偶尔也会碰到，但调查是委员会的集体行为，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相信在这件事上，我自己是有自律能力的。 反对把“汪晖事件”意识形态化 现在王彬彬是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点名指出抄袭，还引起了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和国内外舆论的关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和社科院就应该站出来，通过调查给公众也给学术界一个结论 羊城晚报：和朱学勤类似，汪晖也被指过往的著作涉嫌抄袭，您怎么看汪晖这件事？ 葛剑雄：我不是汪晖那个领域的学者，我也没有仔细看过王彬彬指责汪晖抄袭的那篇文章，所以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论断是非。但和朱学勤的事情不同，王彬彬是在公开的刊物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这已经是实名举报汪晖抄袭了。作为汪晖的主管部门和所在单位，应该进行调查，给出一个结论来平息纷争。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您认为汪晖所在的清华大学和授予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在这件事上应该有所动作？ 葛剑雄：当然应该有所动作。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也是对汪晖本人负责任的做法。我相信这样的调查应该不是很困难的。都是白纸黑字的东西，得出一个结论应该不太难。 羊城晚报：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华和社科院都一直保持着沉默，您觉得这种反应正常吗？ 葛剑雄：这是不正常的反应。如果汪晖遭遇的是内部举报，清华和社科院可以关起门来进行内部的调查；但现在王彬彬是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点名指出抄袭，还引起了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和国内外舆论的关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和社科院就应该站出来，通过调查给公众也给学术界一个结论。 抄袭是很复杂的问题，存在一个界定。我不认为一本书里有段落的雷同就一定是抄袭，有性质、程度的不同。当然，我也反对把“汪晖抄袭事件”意识形态化。这是一个学风问题，是一个学术规范问题，不要拿来和学派、意识形态扯在一起。不论你是什么思想流派的，有着什么样的主张，在学术上都应该也必须遵守一个操守准则。 “大跃进”式的学术氛围助长学风不正 就算汪晖、朱学勤的事最后被证明是抄袭，也不能归类为学术腐败，他们的问题还是属于学术不规范、学风不正 羊城晚报：您除了是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您认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在汪晖事件中是否应该发挥一些作用来平息这场争论？ 葛剑雄：教育部学风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我们不处理举报、不进行调查。一方面因为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兼职，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另一方面教育部也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授权。学风建设委员会成立后，主要致力于推动高校建立“学术规范委员会”类似功能的机构；要求学校制定规范学风、学术行为的相关的条例；也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来交流、讨论相关问题。接到的举报，我们会转给相关的院校处理。作为教育部，它只能管理它直属的高校，其实大部分高校不是教育部属下的，而是各个省管的。 羊城晚报：在目前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杜绝越来越多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规范的问题？ 葛剑雄：学术腐败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利用权力、金钱等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学术成果、声誉和学术地位。从根本上讲，只有整个社会廉洁了，消除了腐败问题，高校的学术腐败才能彻底杜绝。高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不可能独立存在。脱离整个社会来谈消除学术腐败是荒唐的。 目前来说，学术腐败还是少数现象。就算汪晖、朱学勤的事最后被证明是抄袭，也不能归类为学术腐败，他们的问题还是属于学术不规范、学风不正。 羊城晚报：那目前我们各个高校现有的措施，能够刹住学风不正这股“歪风”吗？ 葛剑雄：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个人没有这个信心，也不太可能做得到。首先，整个社会缺少诚信。很多小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开始懂得说假话，进入小学、中学，大部分人考试都会做点小弊，或者写作文时抄别人一两句。这样的风气日积月累，你又怎么能要求他进入大学后突然就能改变呢。高校不是世外桃源，也不再是过去纯洁的象牙塔。其次，高校缺乏自主权。你如果给高校权利让它可以制定一套自己的制度，那我觉得有可能能管得住，但现在，高校在管理上受到很多的制约。同时，各种评估、排名也给了高校很大压力。一个人、一个单位能够做的学术贡献，其实就那么一点，为了争这些，就不得不“弄虚作假”或“注水”。这种“大跃进”式的学术氛围，也助长了学风不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