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李约瑟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 “2010年，发生在中国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系列动作，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告慰。”涂元季，这位追随钱学森长达26年之久的学术助手，在钱学森逝世一年后，由衷地感叹。 与前几年相比，2010年的中国，依然处于转型期。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软实力”，依旧还显“软”。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与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提升“软实力”的任务，突出而紧迫。 在时间的长河中，2010年只是一个断面。但是，人们欣喜地看到，这一年，是中国“软实力”崛起的破题之年。困扰中国多年甚至半个多世纪的一些问题，正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有了标志性突破，并为“十二五”乃至今后的复兴之路，奠定着基础。 正如英国BBC评论所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中央高层把脉定位 “文化逆差”正待扭转 200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赵启正在发言中提出“文化逆差”甚至“文化赤字”的说法。从那时起，几乎年年两会，“文化逆差”的问题必成热门话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如何体现？中国文化如何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把握主动权？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承接着近几年中央高层对文化及文化产业的重新认识与高度重视，2010年，这种势头继续高涨，并使之成为文化建设领域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年份。它突出地表现在，中央高层就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新论断，被外媒普遍认为是一种“大国思维”。 最“给力”的标志，是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论述。 “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总书记的这一“战略高度”，点明了文化与中国发展的关系。“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成为中央建设文化的一种战术思路。 最明确的举措，体现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变化。 数千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乃至更多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注意到，年年讲文化建设，今年最不同——“文化建设”首次成为一个独立章节，出现在“今年要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作”的第五项中，631个字清晰有力：“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最期待的信号，出现在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主持召开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调研座谈会时的讲话。 人们注意到，文化建设的未来5年，被定位为“加速发展期”，目标是“为推动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奠定坚实基础”。外国媒体称，看到了一个文化立国、走向复兴的“大国思维”。 思路是实践的先声。这一年，各地各部门的创新与探索频现。 我们看到，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三网融合向纵深拓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迈出重要步伐； 我们看到，公共文化服务“分量”日益加重，百姓文化权益保障开始有了“硬约束”； 我们看到，文化产业成为地方经济“新增长极”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 我们看到，“铁腕”整治“三俗”成效显著，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有力； 我们更看到，上海世博会与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得以张扬…… 教育体制改革正酣 钱学森“遗”问正在求解 2009年11月2日，钱学森逝世。他生前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再次引爆社会敏感点。11位教授联名发表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全国教育界同仁的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钱老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民众对教育现状的不满，多年来一直是民生难点；办一个更好的教育，代表了无数人的期许。 这一年，中国教育改革开始涉深水、攀陡崖。7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时隔11年之后再度召开，被外界视作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动员令”，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进军号”。 这一年，中国教育有了未来10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更是一个全民向往的里程碑，“表达了中国跻身世界最好教育行列的长远思路”。 这一年岁末，教育体制改革的十大试点陆续启动： 12月6日，学前教育试点地区公布；8日，解决择校问题试点地区公布；20日，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试点地区和学校公布…… 一次大会、一部《规划》、十大试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改革年的基本底色。 科研创新步入深水区 “李约瑟难题”寻求突破 上世纪30年代，英国人李约瑟在其专著《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难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之问，一直成为中国走在复兴之路上的外来动力。而2010年，人们看到，这道难题又找到了两个突破口。 一个突破，来自技术进步。从中国“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创下了“世界最快”的速度，到京沪高铁以486.1公里的时速刷新世界高铁纪录，从“嫦娥二号”卫星成功发射，到我国自主研制的“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潜成功，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正在与当代的“更高更快更强”遥首相望。 另一个突破，来自体制深处的反思。9月，两位名校院长、海归科学家施一公、饶毅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社评，指出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正阻碍着中国的创新步伐。“施饶之剑”直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些积弊。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科学界对科研文化、创新基因的深刻反思。 而新一轮的改革与进步，亦在悄然起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