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发行大量萎缩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近年期刊发行量大幅下降。 新闻出版总署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468种，2009年，该数目增加至9851种。 公开资料同时显示，2005年，期刊发行总册数3.23亿册，2009年则剧烈下滑到1.84亿册，仅是2005年发行量的57%。期刊销售总额4年间未出现明显变化，但每种期刊平均销售额下滑明显（见上图）。期刊的平均印数则没有明显变化，虽然发行量减少，印刷量却没有同期减少，这势必增加期刊成本压力。 在期刊领域，学术期刊占了期刊总量的1/3，学术期刊的生态状况从期刊大环境上即可略见一斑。 那么，具体到期刊个体，发行和运营状况如何呢？ 记者选取了广东和西部某省的综合社科类期刊、高校学报、专业类学术期刊，以及一家行业科技期刊，调查详细情况。 综合社科期刊：广东样本 广东一家综合类期刊的主编介绍，由于该刊是本省品牌期刊，受支持力度较大，刊物资金来源主要是拨款，刊物运行相对较好。据了解，该刊全部经费都由财政支持。 该主编介绍，2004年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之后，广东省有一个配套的举措，实施学术名刊工程，对基础比较好的学术期刊加大了扶持力度，在广东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这些刊物又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至于其他收入，由于学术期刊读者面窄，发行量普遍不大，发行收入比较少。因为发行面窄，广告效应不太明显，而且往往影响办刊，做广告有点得不偿失，早期做过广告，现在已经不做了。 该主编表示，并不是广东所有学术期刊都有拨款支持，只有少数几家期刊每年得到这种制度性的拨款扶持，经费情况较好，能够保持较高的学术品位。大多数学术期刊经费还是比较困难的。据了解，广东社会科学类学术理论期刊大概有60多种（含高校学报），运营比较好的占15%左右，受资助的运营得都好一些。运营不好的，完全靠收费的也有。 综合社科期刊：西部样本 西部某省一家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 该刊胡主编介绍，他们从2010年开始取消拨款，主要靠自主创收来办刊。 据该主编介绍，由于主管主办单位资金比较缺少，为了开源节流，节省办刊经费，从2010年起就采取“以刊养刊”的办法，在保证期刊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发挥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向学者求优稿，向社会求支持”，以期刊自身的赢利创收来支持期刊的运转。 主要采取的办法是社会赞助、刊发广告，加上发行收入以及一年两期增刊收入，大约每年总收入20万—30万元，办刊收支基本能够维持平衡。 关于发行量和期刊质量，该主编称，该省期刊有130多种，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二三十种。发行量最高的也不超过2000册，学术期刊靠发行收入的比例很小。他表示，学术资源相对缺少、信息相对滞后、人才相对稀缺是西部期刊的普遍现象，不过在期刊质量方面，目前仍然比较稳定。 胡主编也表示，取消经费、自负盈亏目前还处于试行阶段。 高校学报：北京样本 高校学报状况如何呢？北京一家知名高校学报主编接受了访问，他介绍说，他们的办刊经费大约60%来源于学校拨款，每年约有30万元；现在每年的发行收入基本稳定在15万元左右，合计年收入45万元，每年办刊支出大约42万元。暂时收支大体平衡。 这位主编称，他们的学报没有广告收入，也没有其他收入。 对于同类学报市场容量情况，该主编的意见比较特别，他表示，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报是很正常的，不存在市场饱和的状况。 据2007年的资料，全国共有近千家学报，这些学报的支持情况不尽相同。这位主编表示，学校支持经费充足的比较少；大多数学校支持的经费不太多，经费紧张是比较普遍的。学报是一个学校的名片，学报对于所在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声誉等，都有着重要作用。相对于每年不断增长的总运作经费而言，一个学校拿出很少一部分经费来支持办好学报，其实是很值得的。所以主办单位还是应该高度重视，以期形成良性互动。 样本对照：专业类、行业类 一家人口学专业期刊的翟主编称，他们基本上收支平衡，对生存没有太多忧虑。 这家专业期刊的办刊经费主要来源于行政拨款和发行收入。每年行政拨款10万元，发行收入接近15万元。其他收入较少，基本没有广告。 对于同类专业期刊，他表示，人口学专业领域相对比较窄，目前共有七八种比较不错的同类期刊，已经接近饱和。内容和经济这种热门领域接近的期刊，运行状况较好。 至于行业期刊，由于定位工作交流平台，借助行业系统力量，发行量往往不错。据了解，人口类行业期刊的发行量大约是学术期刊的十倍之多。 一家致力于行业科技的学术期刊表示，得益于行业内的庞大读者群体，其发行量是前述学术期刊的六七倍，这也是其办刊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家期刊也表示，该刊目前的发行和运营情况尚属一般，应用技术繁荣的行业，广告和运营状况都更好。 学术期刊宜定位公共产品 访谈发现，几位主编对于学术期刊的定位，尤其内容定位，高度一致。 胡主编表示，学术期刊的职责是传播学术思想，提倡学术创新，促进学科建设，引领学术方向，指导社会实践，规范学术研究，这就决定了它不仅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 北京一家学报主编更加旗帜鲜明地表示，“毋庸置疑，学术乃天下公器，所以学术期刊一定是公共产品，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事儿，哪怕民族勒着裤带子也应该坚持的事儿。” 翟主编强调，即使市场化运营的学术期刊，其内容也是公益性的，客观上是为了社会的发展。 一家科技期刊的董副主编也表示，学术期刊大部分应属公益性质，“特别是基础研究类期刊，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重在社会效益”。 生存献策：拨款、规模化、区别对待 虽然在学术期刊定位上高度一致，受访的主编们对学术期刊是否应该市场化运营分歧较大，相应地，对期刊以后的生存方式也有不同看法。 北京那家知名学报主编不赞成学术期刊市场化，“如果市场化了，一些低俗文化就会趁虚而入。一个民族不能消极地适应和顺从社会的一般需求，当然满足需求也是应该的，但是（做文化、做期刊）要（立足）提升民族的文化素质、文化趣味，而不能一味地顺应、屈从。” 不过，他也表示，这并不是说要给几千种期刊都拨款，还是应该“扶强”，设定“强”的标准，达标的给予扶持。对于相对弱的期刊，可以不给经费支持。还要有一种最低“退出标准”。 广东一家期刊的主编表示，他赞成比较好的学术刊物由政府投入资金支持。“这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学术期刊“影响的群体高端”，效果会很好。可以“重点扶持基础比较好的”，有分别地对待不同层次的期刊。 西部省份的胡主编则表示，国外学术期刊集群化出版、规模化运营的模式很成功，但我国现有的办刊体制以单位化为主，大多数期刊社每家只有一两本期刊，这种情况下，很难成功。 他表示，要想让学术期刊赢利，“关键还要不断创造环境和条件”，“消除体制性障碍”，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如果不把有效的期刊资源整合起来，各自为政办刊，也只能靠经费拨款来生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