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不论那些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著作，但凡是他的朋友、同事或学生，哪怕只与他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他学问的广博叹为观止。 黄永玉曾经回忆过，上世纪50年代，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他聊起打猎来，钱钟书很感兴趣，顺手在点菜单上给他开了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写了近四五十部书。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费景汉描述将近七旬的钱钟书访美时，在茶会中，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他会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又会用标准的德文背诵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背诵一段，令在场的人叹服。 钱钟书的博学多识，除了天赋外，更靠他超常的勤奋。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钟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 1929年，19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外文系，一进校就立下志愿“横扫清华图书馆”，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到了英国牛津大学后，他更是把精力都花在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名列世界前茅，这引起钱钟书极大兴趣，自喻是一只东方蠹虫，要在此处畅饮饱餐。 于是，钱钟书便戏称博德利图书馆为“饱蠹楼”。据杨绛回忆：钱钟书整日徘徊在“饱蠹楼”，将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等大部著作，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抬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亦摸着字典逐条细读。 做笔记的习惯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来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对此，杨绛为《钱钟书手稿集》作序时写道：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工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钱钟书曾经对挚友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环顾域中，以往除了陈寅恪，今日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李慎之在悼念钱钟书的文中说：“石在，火是不会灭的。”知识的生命不熄，这些人却是再没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