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间，清华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6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400多位毕业生就任国内院校校长、党委书记。 华罗庚、吴晗、曹禺、费孝通、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梁思成、竺可桢、季羡林……这一个个灿若星辰的名字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然而，这并非是今天我们庆祝清华百年华诞的全部理由。这所为建设新中国培育第一批栋梁之才的大学，以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激励着整个民族的奋进。 “三钱”: 清华走出的科学巨人 提起“三钱”——这个最初由毛泽东主席喊出的“别号”，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1956年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三人一起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次十二年科学规划，被周恩来总理亲切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家。 而“三钱”都与清华有着不解之缘。钱学森1934年被清华大学选派为留美学生，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化进修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工程力学和自动化专业人才，为之后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师资力量。钱三强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 而钱伟长的故事更具有传奇性。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但是他的物理和数学加起来20分不到，英语为0分。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年轻学子的爱国热血被唤醒，他执意要学物理，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本是一个文质彬彬、偏科的书生，却为国家与民族生存激发了生命活力，入学时身高1.49米、孱弱的他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就拼命学，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最后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就这样，钱伟长成长起来。后来，他出国留学，又义无反顾地放弃高薪待遇，回到清华教书，当时每个月的薪水只够买两个暖水瓶。之后，钱伟长成为“三钱”中唯一被打为右派的人，受尽了屈辱折磨。然而他无怨无悔，对祖国的忠诚从未改过变。1956年科学规划大会上，他力排众议，提出了5项国家科学优先发展重点，为周总理和“二钱”所肯定。钱伟长逝世前曾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三钱”是中国在重工业建设时期的清华杰出校友的代表，此外，还有更多清华培养的优秀人才们，走出校门，走进了简陋的实验室，走向了报国之路，走向了为祖国奉献一生的人生道路。 钱钟书：嗜书如命的清华学子 1998年12月19日，“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是一个热爱他的读者在报纸上撰文的标题，也代表了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十三岁进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学习，接受西式的教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钱钟书被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他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60年来，他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被誉为"文化昆仑"。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他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叹为观止。诚然，他有超人的天资禀赋，不过，更令人惊叹的还是他的勤奋和治学的严谨。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再如《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而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钱钟书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还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并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季羡林:国学大师，清华“剑客” “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一点点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于1981年以古稀之身作《清华颂》时，如此回忆在清华大学的四年寒窗为他百年学问所奠定的基础。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是整个家族后继的唯一男孩，6岁时就离开父母，投奔济南的叔父求学。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西洋文学系。在清华，他结识了陈寅恪、朱光潜、吴宓等名师，还旁听了很多外系的课程。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季羡林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个文学青年，出于对国事与文学的关注，聚集到了一起。工字厅是他们放言国事、指点文坛、臧否人物的地方。他们也被同学们戏称作清华“四剑客”。名师的言传身教、众多志同道合年轻人的交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风气，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5年，季羡林得母校清华的栽培，赴德留学。1946年回国，又承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引荐，进了北大。此后，季羡林执教北大六十余年。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研究领域涉及印度古代语言、佛教史、吐火罗语、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东方文化等诸多学术领域，并在每一领域都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重大成就。季羡林先生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参与了其它许多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文化活动。他在文革受迫害期间，凭着顽强的毅力将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全部译成中文，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段佳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的研究和保存工作，如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他也极力倡导中国古代典籍的抢救和保存工作，如积极推动两部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传世藏书》的编纂与出版。这些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 季先生在繁忙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之余，仍能几十年笔耕不辍，从事散文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钟敬文先生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季先生的散文风格可以说是质朴而不失典雅，率真而不乏睿智。他的回忆录《留德十年》，邓广铭先生认为应该列为中国大学生的必读书；而他的《牛棚杂忆》，则可以作为我们民族反思历史的镜鉴，两部作品都具有重大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