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生都可入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共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编者注：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释放学生。5月8日拟下令查办蔡元培并内定马其昶为北大校长。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辞职”，秘密出京。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元培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五四人物风云谱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因杂志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处，故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由于《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点燃了至今不灭的思想解放的火炬，陈独秀也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李大钊：高举革命旗帜第一人 五四前驱之一的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1913年，他留学日本，曾参加反袁世凯运动。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编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积极领导了这一运动。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文，驱走了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心头的阴霾，为他们指明了以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真理，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蔡元培：爱国学生的保护者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1917年1月4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使北京大学群贤毕至、精英荟萃，成为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 罗家伦：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 罗家伦(1897—1969)，绍兴柯桥镇江头人。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惟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 傅斯年：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 傅斯年（1896-1950），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祖籍江西永丰。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段锡朋：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 段锡朋（1896-1948）,1896年生、江西永新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政法科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与组织学生集会游行，被选为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后出国留学。回国后任武昌大学历史教授、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起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在上海去世。 五四的由来 五四青年节是为纪念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爱国运动而设立的节日。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于中国北京的一场爱国运动，起因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后，北京学生群情激奋，开展了集会、游行、罢课等活动。后得到了中国各地学生及各界的广泛支持，并最终演变成了全国性的罢市、罢工还有学生罢课活动。从而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并最终迫使北洋政府拒签了和约。 五四运动同时是一场文化、思想改革运动。运动中全面质疑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提出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北京大学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为了使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