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去行政化”在经历了口号化阶段后，下一步就应该是付诸实施了。复旦大学相对独立的学术委员会的成立，或可看做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一个成果，但对大多数院校来说，这个哪怕是初步的行动，也好像是步履维艰。 从现有体制上看，“去行政化”必须是由上而下的，但由于政策的不明确，习惯于按政策办事的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处于观望状态。当然，说是“观望”也未必准确，有些院校也在动，这种“动”，打的也是“去行政化”的招牌，却与“去行政化”无关，甚至有的政策还在加剧“行政化”。高等院校的“岿然不动”有着各种情况，有些是不知怎么动，动了怕有风险，不如静止；有些是想利用政策不明确的机会，剑走偏锋，从而获得某种小集体的利益。 虽然“去行政化”实施起来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但是没有可遵守的原则，这个“去行政化”就很难实施。即便实施起来，也多是在走形式，结果反而会引起更多的失望。像前两年大学内部改革中的“大部制”就是如此。从“系”到“院”的升格运动本来就够折腾了，再来个凌驾“系”、“院”之上的“部”。学校的部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随之而来的是头衔的增加。而在中国，大部分有头衔者都是能上不能下的，这种增加大学行政负担的举动，怎么可以称为“去行政化”呢？ “去行政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删繁就简，这也是任何的一项行政改革政策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最近，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教授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指出：“现在的奖励名目过多，但质量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术浮躁。”韩启德的这一席话表达得很含蓄，却是痛心疾首的肺腑之言。因为奖励太多，助长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浮躁，而且会造成学术界的进一步腐败，以及学者整体上的异化。 其实，要删繁就简的不仅是繁多而无益的奖励。检讨一下现今大学的各种政策，有多少是直接促进科研和教学的？又有多少是落到实处或者可以落实的？大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模仿国外一流大学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现今政策的制定者或政策执行者要么有国外留学的经验，要么多次出国考察访问，又有多年的教育管理和大学管理经验，但选择模仿国外一流大学的政策时，不仅非常形式化，而且似乎忘记了国外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反省的问题。 删繁就简不仅是减少行政性政策的数量，也包括保持现有政策的稳定。如果一个政策没有多久就要修改，这说明政策本身就缺乏科学性。比如大学内部的职称评定，它的标准制定就不仅要相对稳定，而且要简化。因为唯有稳定，才能体现公平，也才有权威性；唯有政策简化才可能做到公开透明，唯有简化的程序才便于执行和操作。职称评定最重要的原则是看申报人的科研成果，这早已是常识。因为学位高低、课题经费多寡、获奖与否、是否有留学经历，最后都体现在成果是否过硬之上。 现在有些大学，不时修改政策，不断添加若干条莫名其妙的强制性要求，这种缺乏常识的“与时俱进”被解读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奇怪了。以奖项和课题项目来冲抵成果以及不分专业的片面要求留学经历，只能将大学教师或学者拉向学术以外的领域。如果哪一天大学教师或学者都在学术研究以外的方面拼搏，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磨炼成八面玲珑的无敌勇士，但这种“无敌勇士”肯定与纯粹的学者或学问无关，离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也会越来越远。 大学政策上的删繁就简，还包括对于政策可行性的准确预判，以及有效把握政策与大学教育理念的关系。今年有些大学实行的研究生按一级学科大类设置教学课程就是一个例子。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情况看，大学的专业性教育已经一推再推，从大三、大四推到了硕士生，再从硕士生推到了博士生。这当然可以看做是向通识教育回归。可大学的通识教育只是本科教育的要求，到了研究生阶段应该是专业化教育。按照新的研究生教学改革的办法，专门化、精细化的课程大大减少，研究生学习的只有“概论”或“通论”以及集体讲授的点到为止的“前沿讲座”。这些大而化之的皮毛知识，永远无法将研究生带向具体且真实的学术领域，研究生自然也永远无法叩开专业之门。这样的政策执行下去只会产生一个行政性的“效益”：为学校节省课时费。 简化政策，当然不是不要政策，而是说大学的政策需要遵守常识，直面诸如“去行政化”之类的问题。只有这样，大学的政策才能变成具体而有效的行动，也才能体现出它的时代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