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民韩培印含辛茹苦供儿子韩胜利上大学，指望儿子能有一个光明前途。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的老韩无法想象儿子每月工资收入居然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且毕业几年仍无法改善，失望道：“读书还有用吗?”(《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
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读书无用论”俨然一张极富感染力的悲情牌，只要一打出，便会引起不少共鸣，总会让人感同身受。因为不幸的悲剧往往是不断重复的，如魔咒一样。
其实，历来最善良、最淳朴的莫过于农民，最累最苦的也是他们。在潜意识里，这个群体追求的并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代价最小化，且“付出就要回报”略带急迫性。社会历来重要教育，父母都希望孩子出人头地，“望子成龙”的内心渴望在弱势群体中尤为强烈。正是由于这种“期待”，在孩子教育投入问题上，农村家庭甚至出现“砸锅卖铁”的现象。
而目前，昂贵的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农村家庭付出惨痛代价，更加重了“回报”的“速成”。当孩子走入社会后产生的“效益”远远超出家庭所付出的“成本”时，愿望的破灭，曾经的骄傲与现实的反差，加之未上大学同龄孩子的相互对比，在旁人异样眼光下，这些父母心理上难免产生落差，滋生极度不平衡感，甚至感觉“上当”、“亏本”。面对等不及的教育“回报”，极度失望之下，把气撒在教育身上，才产生“读书无用论”之说。
“读书无用论”不仅是“气话”，其现实基础植根于某些“认识”的错判，同时折射出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更反映“就业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由于历来传统和现实条件，公众对于大学的“期待”，已超出“接受教育”本身，呈功利化倾向但无可厚非。然而，发展的社会已逐渐改变，某些“观念”还停滞不前势必产生错误“认识”，影响一生。
首先，一些大学生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精英教育”层面上，并保持着与“大众化教育”不符合的期望值。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坚持精英导向，扩招后目标在于提升全民素质教育。大学生仍没有从精英意识中解放出来，对就业前景过于乐观，期望值过高，现实落差下造就“就业”压力。
再者，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社会阶层流动滞涩、固化现象严重，底层阶级通过“上大学”方式跻身“上层社会”的渠道已慢慢不通畅。当就业严峻或遭遇不公，“读书无用论”开始借尸还魂。
此外，“知识”改变命运并不等同于“文凭”就能改变命运，文凭可能没有用，但学必有用。大学在这个年代不是必修课，而是一门重要的选修课。对于寒门子弟来说，上大学确实是获取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有时，社会课堂更博大精深。况且，读书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成功。如今很多大学生“混了”四年，“文凭”之外，拿什么改变命运。
今日大学已非昨日之大学，能上大学并不代表真正优秀，如果单纯从工资待遇角度对比大学生和农民工，衡量“读书有用否”未免有失偏彼。况且“读书无用论”在认知层面，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充满狭隘和偏见的。以上现实生活中诸多“认识”的偏差正是“读书无用论”猖狂的现实基础。寒门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弱势阶层发出“读书无用论”的根源在哪里?这又警示了什么?
大学生“白领”梦的破灭根源在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被锁定在一个低端加工的尴尬位置，在经济全球化分工合作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加上，产业结构调整的失衡集中反映在劳动力需求结构上，导致市场供求关系需要大量技术“蓝领”而不是大学生“白领”。但在市场需要极少的条件下，社会阶层的固化，优质资源的“世袭”让“竞争”的不公平性再度体现。这也让寒门子弟的处境雪上加霜，通向“精英阶层”的上升通道日趋闭塞，这才是“读书无用论”现实生根的土壤。
当寒门子弟的命运一直难以改观或屡遭不公，上升道路堵塞的条件下，发出失望甚至“读书无用乱”的慨叹在所难免。这也反映了个体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失望以及呼吁体制改革的急迫。
其实，“读书无用论”不仅仅折射大学生就业难、社会公平性等诸多问题，更反映了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关乎一个大国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无法畅通、固化壁垒的无法打破，这势必扼杀一个阶层的希望和整个社会的创造力，更将诱发或加剧不同阶层对立情绪，进而危及社会平稳体系。从某种程度来说，“读书无用论”虽说错误，但很具现实警示意义。
最后，强调一点“读书无用论”是错误的，不能单从是否快速改变命运来评价。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改变的是人生向上的轨迹，赋予的是一个人内在气质与潜力，而不是一个人立竿见影就能把知识转变成货币的能力。况且读书不仅只为稻粱谋，读书也是一种追寻，正如哈佛大学校训“真理”——让真理与你为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说过，“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读书的根本在于：学会做人，然后才是你的技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