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召开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工作座谈会，总结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公开选拔校长试点工作经验，为扩大试点工作做准备。会议要求坚持公开选拔的改革方向不动摇，严格把好公选工作的政治关，坚持科学的遴选标准和程序，合理借鉴境外大学校长选拔的有效经验，进一步完善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工作机制。
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组织部门任命的大学校长，首先是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教育官”，而未必是把办教育当成唯一目的的教育家??“教育官”最本质的身份是官员，他最主要的负责对象是任命他的上级机关，大学校长只是他为官经历中的一个职位；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则完全是从教育中来、到教育中去，他只对教育负责，对他所任职的大学负责。从上级部门任命大学校长，改为面向海内外公选校长，尽管目前公选试点产生的大学校长仍然有行政级别，但公选的开创意义、导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去年西南财大、东北师大公选校长试点的基础上，现在教育部要求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扩大试点范围，推广试点经验成果，表明西南财大、东北师大的试点得到教育部门的认可，公选大学校长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改革方向。
一名教育专家说得好：由上级部门任命大学校长，“直接降低了校长的声望”。反过来可以说，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公选大学校长，有助于直接提高大学校长的声望。实际上，由公选产生的大学校长，其建立声望的努力从公选之初就已经开始；在公选过程中，候选人可以通过公开演讲、答辩或竞选辩论，充分展示其管理业绩、学术成就、个人魅力，阐述其教育理念、办学方向以及准备推行的改革措施，这本身也是一个以公开姿态建立声望的过程。虽然大学校长最主要的声望来自具体的管理工作和办学实践，但公选大学校长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在“入口”处提高大学校长的声望，至少保证其通过公选建立起相当水准的声望。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是大学治理的核心，是体现大学精神的灵魂人物，大学校长的声望，将对大学管理、办学方向以及大学的改革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所大学能否吸引更多优质师资和生源，能否源源不断地获得可观的社会捐款，能否在国际化教育交流和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与大学的传统地位和办学水平有关，一定程度上也与大学校长个人的品行、声望有关。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大学校长主要来自社会贤达群体（当时国立大学校长主要也是由政府任命），大多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各界认可的崇高声望，他们通过勤勉至诚的办学行为，在文化教育、思想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发育的渐趋成熟，类似的社会贤达群体也在形成之中，从中公选一批富有建树、众望所归的杰出人物出任大学校长，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条件。
所以，公选大学校长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要通过公选的各个环节和程序，将候选人全面、完整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一方面提升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望，另一方面强化他们对大学负责、对公众负责的意识，为他们施加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促使他们在当选之后，以实际行动兑现竞选时向大学和公众作出的承诺，真正实现大学以主体资格自主办学、校长以教育家身份民主治校。
既然公选大学校长的过程本身如此重要，下一步除了要扩大公选试点范围，还应当把每次公选的规模和影响做大，增强以公选重塑大学校长声望的效果。公选的每个环节、程序都应当向大学师生公开，必要时还可以向媒体和社会公开，通过在全国乃至全球“海选”、多轮淘汰等竞争性设置，强化公选活动的传播效应和辐射效应，提高公选活动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纳入公选范围，特别是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大学，如果能在公选活动中进行广泛的动员、开放的参与和严格监督，将推动形成科学完备的大学校长产生机制，确保把真正有水平、有追求、不需要任何行政级别的教育家推选为大学校长，并有利于在社会上普及先进的教育理念，形成全民关心教育、参与教育的良好氛围，大力推进大学“去行政化”、落实办学自主权、完善治理结构等深层次改革。
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马寅初……每当细数这些风骨俊秀、灿若星辰的大学校长的名字，我们都难以遏制内心的感怀。令人欣慰的是，在不断扩大的公选大学校长试点中，我们看到了重塑大学校长声望的努力，看到了教育改革更上层楼的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