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一篇“调查称中国教师月薪全球最低”的新闻曾流传甚广。对此，不少网民留言说，工资旱涝保收附带寒暑假、补课出书还能赚外快的老师都在叫嚷待遇低，这可让真正的社会底层情何以堪？
但在教育业内人士看来，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是一个对投入十分敏感的昂贵行当。教师们固然有不少时间和机会可用于追逐外快，但如果整个环境都在鼓励他们这样做，甚至迫使他们这样做，代价必是学术质量的一路下滑，以及牺牲被教育者的宝贵未来。
一场关于逃离科研的大讨论
11月上旬，自然科学界的主流博客圈科学网博客被一粒小小的火种点燃。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程代展老师的一篇日志，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这篇日志中，程老师惋惜一位他极为看重的爱徒，明明展现出成为优秀科学家的天分，却选择做一名中学教师，并且一意孤行，绝不回头。因为极度的惋惜和挫折感，程老师在日志结尾询问：谁能告诉我，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
日志发表于11月13日，接近下午4点。仅仅24小时内，来自圈内各个学科、各个年龄层读者的将近500条回帖，就在日志下刷出了十页。13日当晚，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和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谢强各写一篇博客，回应程老师的追问。与此同时，原始博文在人人网、BBS等学术圈中人聚集的社区被迅速传播，更多人被激发起来，加入讨论。
程老师之问也很快被扩充得更复杂，成为学生与老师激辩“兴趣与奉献”、“高压与自主”等命题的主战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博士吴宝俊15日写出《理想太贵，谈不起》一文，引来众多响应。尽管当事学生出来澄清，自己并非因为生存压力而放弃科研道路，这场逃离科研大讨论的方向，还是从一开始的角度各异，渐渐向着“搞科研的生存困境”这一共识靠拢。
学生和老师，尽管立场不同也存在认知代沟，却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科研的待遇、社会资源和地位相对低下，已使得它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大为减弱。一些本不严重的因素，也可能让前期已投入了大量教育成本的人才，选择离开这个行当。
市场化改革让教师愁于生计
待遇低，其实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英国高校的教师同样长期收入不足、薪酬增长缓慢，并长期抱怨不满。过去十年中，不少专业的教师数量出现负增长。英国大学雇主协会(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mployers Association，UCEA)曾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相对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牧师和体力劳动者，高校学术人员的招聘难度更大。
针对调查情形，UCEA向英国高校提出改善建议：广开招聘门路，制订职业规划，设立奖励基金和晋升职位，减少教学负担，增加非货币薪酬，等等。
这些措施中的很多在中国暂时派不上用场。原因在于，中国高校仍处于给教师“增负”而不是“减负”的阶段，面对过度市场化和教学科研质量低下的指责，它们急于通过各种量化指标挽回教师的工作量，也挽回自己的声誉。
“现在的情况是，学校以绩效指标争抢教师的精力。它们定很高的学术指标，试图抑制教师们的市场化倾向，结果是两方拉力共同撕碎着教师有限的精力，‘应付’成为了高校的常态，最终受损的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未来。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恶性循环’，必须扭转。”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院教授张荆告诉记者。
他承接了北京市教委的一个课题，研究高校教师的收入与激励机制。课题报告将高校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总结为两个：激励教师的活力和积极性，减少政府财政对高校的支持。
但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改革却引发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财政对高校教师的直接支持被过分压缩，使得教师，尤其有养家压力的教师，必须另辟财路；而激发积极性的机制效果太好，让教师内部出现剧烈的收入分化，收入位居两端的人更加“无心向学”。
“感谢此次调查能够有机会反映‘60后’女性对收入的认识。……基本工资收入与现在新就业同单位员工相差无几。在社会整体方面上，与我同龄、同学历、同等职称的人群相比，我的收入水平属于最低。”有教师在问卷中写道。
另一位参加座谈会的教师则谈起本校一名年轻博士，月收入只有3000元，租不起学校附近的单元房，只好与人合租了一间地下室。学生们问他住在哪里，他吞吞吐吐，说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此次调查回收了来自北京11所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的1647份有效问卷。统计显示，教授中收入最高的10%，比最低那10%的年收入多出5倍。而如果只论个体，这个差异将更为极端：教授2010年的年总收入(不含股票、赠与等)最低者只有4.95万元，最高者为79.7万元，是最低者的16倍；讲师中收入最高者可为最低者年收入的26倍，最低者年收入仅2.2万元。
对在这种境遇下生存的高校教学科研人员而言，挣外快一事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即使此时学校的考评指标加码翻倍，也要让位于生存。
青年教师成为压力最大群体
调查还表明，30.7%的被调查者都以接课题的方式挣外快，为第一大非工资性收入来源。列居第二的则是参加各种课题评审的报酬，占23.9%。21.8%的人选择挣稿费，排名第三。以下依次是投资收入、兼职讲课、其他兼职收入，占比均不到10%。后三项虽然比例很低，但却是拉动教师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张荆教授还提及了年轻教师的另一种压力：“高校行政化强势，教学辅助人员不辅教师，专辅行政，新进高校的年轻教师便替代教辅人员，成为实际上的教辅力量，要做大量的杂事。‘在杂事中锻炼，先抬轿子再坐轿子’，这种管理思路问题在于将年轻人科研能力最强、精力最旺盛的‘学术青春期’在杂事中耽搁，甚至影响其未来学术科研潜能的发挥。”
另一种情形可能更常见。“有行政职务、学术头衔的教授们，不但在学校中享受更高的津贴，而且可以比较轻松地获取各种纵向和横向课题，并从中提成，但他们往往并不自己开展课题研究，而是把课题分解给拿不到课题的年轻人。青年教师辛苦地研究，最终获得的只是很少的报酬，做出的科研成果，无论是论文、还是专利，第一署名权都握在拿到课题的领导和教授手里。”教育学者熊丙奇几年前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无论哪种情况，都引得青年教师“人在心不在”，或者干脆“连人也不在”。但要把他们留住，仅仅提工资是不够的，还要保住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将保护和激励维持在恰当的平衡上，让他们的心真正回到教育和科研上来，让他们的“学术青春期”辉煌灿烂。
收入分配仍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现在的绩效指标害死人了，一些学校制定的‘一年三篇论文，其中一篇SCI’、‘三年一本书’等指标，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笑柄，因为它根本不符合科研学术的基本规律。生产思想不像生产产品，它没有模具。思想是要水到渠成的。”张荆说，“要让懂学术的人来管学术，让领域内的学者来预测课题的发展价值和鉴定学术成果，摆脱高校目前的行政数论文数，‘计件式’的低水平管理，还教师一个安宁。有些教师愿意挣钱，没问题，可以让他们去挣，他们学术上肯定不会有太大成就。但还有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应该给这些人提供一个相对清静的环境，让他们安下心来，不为生活所累地好好做学问。”
这种环境的标准是什么？可能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张荆带领的课题组认为，在国家财力不足、乏力办学的时期，高校的市场化改革对推动中国高校的迅猛发展功不可没。但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今天，高校必须回归正统，尊重办学的普世价值和规律。他们主张，以公务员水平定教师工资就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配套措施还应包括提供住房方面的福利，进行学术改革等等。
而调查出“中国高校教师月薪全球最低”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阿特巴赫则认为，合理的收入“最起码应该无需兼职，仅靠学术工作所得就可以让他们在本地区过上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
而这一点同样着落在政府头上。“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应该对教育加大投资，这样才能增加教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阿特巴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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