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立天小传 方立天，著名佛教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浙江永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著述10卷12册《方立天文集》，分别为《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上下）》《杂著》。
二○○○年，方立天与任继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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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听到议论，说上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能出学术大家，以后再也没有出学术大家了。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至少方立天教授是40年代后出现的。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说：“方先生以他本身的著作成就，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有人把方先生定位为‘新中国培育的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我认为这是恰当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汤一介说：“方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而且他为人的风格也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一名学者，不仅因为他的学术造诣，而且因为他做人的风范被大家所佩服，这一点非常重要。”
笃学尚行，止于至善。这是刻在方家客厅里一件纪念品上的话，也是方立天的人生写照。
佛缘
“我的家乡风景秀美，佛教盛行，我母亲就信佛，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吃素。”在北京世纪城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宿舍小区一套普通的单元房内，年届80岁的方立天先生坐在藤椅上，轻松和缓地讲起自己的经历。夫人郑品安拿来一条小毛毯盖在他的腿上。
“我读的小学是和一个庙连在一起的，小学北边就是庙，跨过门进去就到庙里去了。这个庙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特点，它是观音菩萨的庙，又塑有关公像。有一天母亲告诉我说你的小名就贴在关公老爷的后面，名字叫观生——观音菩萨生的。”
那时候，方立天并没有想到多年之后自己会和佛教结下如此深的“缘”，他至今也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观生”为什么不贴在观音菩萨像后面，而是贴在关公像后面。
“也许是因为观音像后面不好贴吧。”方立天笑笑说，“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信佛，我不是一个信仰者，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反对者，只是把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大学老师。”
对于佛教来讲，方立天是一个因缘颇为殊胜的大学老师，以现代哲学视野阐释佛教思想。他的佛学研究成就卓著，粗略统计，关于佛教的学术文章有208篇。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说：“方立天先生研究和弘扬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髓，阐发其现代价值和意义，是佛教界的老朋友。”
他在宗教界可谓桃李满天下。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宗教界别全国政协委员共66人，其中近30人上过方立天的课。
中央统战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宗教界爱国人士研修班已经七届。
“方教授在这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说。方立天是研修班主持者之一，亲自带班，给学生讲课。
国家宗教局办公厅主任陈红星也说：“可以讲国家宗教局所有的干部都是方老师的学生。有他的嫡传学生，有干部培训班和宗教界人士培训班的学生。”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方立天教授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上有着引人深思的真知灼见，对当今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一个仅仅是因为受母亲影响对佛教有亲切感的青年，如何成长为宗教学研究的一代宗师？这要从方立天进京说起。
方立天1933年出生于浙江金华永康。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入华东税务学校学习。念了几个月就被留校工作。后来又被调去讲中共党史等课程。
“可是我对讲课内容并不了解，就到复旦大学听课，回来后再讲。我很清楚自己，才是个初中毕业生，怎么能讲这些课呢？别的老师大多是大学毕业，唯有我一个是初中毕业。心里总想有一个到高校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方立天说。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校。方立天把目标确定为北京大学。
“我报了哲学。北大、复旦，往好的学校报呗。至于能不能录取，我也不抱什么希望。”遥想当年，方立天讲述的时候常常被过去的自己逗笑。
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他赶回家，做了一身新衣服，还在照相馆照了相，北上京华。
“北京大学非常漂亮，哲学楼门前的小黑板上，写着老师们的名字，冯友兰、朱光潜……”这些传说中的“大牛”成为上课的老师，令方立天兴奋极了。
他成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这是冯友兰最后一次给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课。“他讲得非常好，生动幽默，逻辑性很强，把很高深的哲学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冯先生气象高大，很有学问，是中国历史上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除了哲学，他还在历史系听课，每天泡图书馆。在提倡又红又专的年代，方立天不白，也不红，被认为是“粉红色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
北大生活给方立天的人生留下深刻印记，在他往后的治学、做人以至人生追求等方面，无不体现出北大人的文化性格。
“北大精神可以归纳为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提倡自由的思想。自由思想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性前提。学术要有思考，独立的思考。”方立天说。
虽然对“粉红色道路”的批判不了了之，但他觉得毕业留京基本没有可能了。填报工作志愿时，他四个志愿依次写着：青海，青海，青海，青海。
结果，等他回家探望了父母准备西行的时候，被告知：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这怎么可能？当时北京重点高校排名是人、北、清、师，在上世纪50年代人民大学的教学规划是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后来，组织上正式说，你确实分到了人大。是人大来挑选的。
“我很震惊，这说明我政治上没有问题。”方立天哈哈笑着说。
险学
“政治上没问题”这话对方立天而言，别有一层含义。
因为他研究的学问是“险学”。
1961年，方立天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人民大学要求哲学史教研室的老师上课能通讲中国哲学史，科研按照时间段分工。方立天报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我喜欢搞冷门，这一段有宗教，佛教和道教，难度很大，别人没有报，我就说我来吧。”方立天说。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佛教、道教研究被称为“险学”。而人民大学又是党创办的学校，很重视政治挂帅。这样一个选择其实并不容易。
佛教作为一门学问，方立天当时全部知识来自于在北大上学时任继愈先生讲过的两个小时课。他打听到宣武门附近的法源寺有个中国佛学院，就去听课，每天早晨从人民大学坐 车到动物园，转车到菜市口去法源寺听讲。星期一到星期五，无一例外。
看他跑得太辛苦，佛学院副院长周叔迦建议他住在寺里，也不要钱。
“明真法师、正果法师、观空法师、法尊法师、虞愚教授……都在授课，这个期间像传印长老、净慧长老也在那里学习。所以他们碰到我有时候都叫同学。”说起“研究僧”生活，方立天的记忆很愉快，他在那里增加了佛教知识，并“了解到佛门法师们的生活，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几位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周叔迦甚至给他开了一个书单，要他每天看书写一点体会。
八个月后，学校工作忙才催着他回去（当时方立天是助教，还不能给学生讲课）。今天看来，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学习经历必须得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当时过硬的政治地位和开明的校领导，换一个学校未必有这样的魄力让一个青年教师到“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学习。事实上，后来也有人以此来批评他，但也如同“粉红色道路”一样，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1964年3月，《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期刊《新建设》（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刊出，这是方立天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我非常高兴，人生开始有第一篇文章发表了。”
1965年，《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在《哲学研究》发表后，被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翻译转载。
有一次在中国科学院开会，一个搞西方哲学史的老先生说，解放以来，咱们国家只有三篇文章被美国《中国哲学研究》翻译过去，有侯外庐的一篇，还有谁的一篇，还有方立天的一篇。
当时方立天就坐在老先生的身后，旁边的人说，方立天就坐你后边呢。老先生回过头说，哦！这么年轻呀？
“这时心里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方立天说，眼角的笑流露出顽皮的得意。
遗憾的是，这种扎实研究迅速出成果的风华状态并没有持续下去。“四清”开始，他被下放到江西，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他才重新开始研究。
不过，在下放阶段，他除了阅读马列著作外，还通读了一遍《鲁迅全集》。
磨剑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足足花了15年光阴。
科研教学恢复正常后，从1980年开始，方立天大量学术研究文章问世。
20世纪80年代初，中华书局主动约方立天把对魏晋南北朝佛教人物的研究结集成书，出版了《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当时，中华书局一般是不给年轻人出论文集的。之后《法藏》在台湾出版，评价极高。
《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等书出版后，方立天在厚实的佛教研究基础上回到老本行——中国哲学，开始中国佛教哲学整体研究的浩大工程。
“中国佛教哲学有没有体系？它的体系是怎样的？这个是我在完成个案研究、典籍整理，又进行了宏观的研究以后，所做的最大的努力。”方立天说，事实上，这项研究成为他学术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方立天原计划用七八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书，他不是直接写书，而是把研究内容写成一篇一篇文章，送到《哲学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倾听同行意见，然后再精益求精地修改。一共发表了上百篇论文。一番功夫下来，从1987年到2002年，足足15年，形成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册），一共90多万字。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宗教学专业学术带头人牟钟鉴和中国社科院原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方广錩教授都认为，《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是当代中国佛学研究的里程碑。
牟钟鉴的同事班班多杰教授说：“方老师的著作我基本上都是一篇不落地看，对我影响最大的，使我感到震撼的就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本书包涵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认识论，修持论，在这样一个框架体系里面，把佛教里面像蜘蛛网式的那么多概念、名相、理论跟中国哲学相比较，然后又跟印度佛教相比较，分析出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在这点上，方老师真正做到了辨名析理，融会贯通。梳理得一清二楚。没有很深的思辨能力，没有一个哲学的全程关照，很难做到。”
“这本书老得奖。”方先生笑着说。
双耕
通常，人们称方立天为著名佛教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说：“这个话没有错，不过，方先生不只是佛教哲学家，还是中国哲学史家，他是‘双耕’。”
“双耕”，就是在中国哲学、中国佛教两块园地里面辛勤耕作。“双耕”是北大学术的一个优良传统，从胡适、汤用彤到任继愈等，都奉行这一传统。陈来认为方先生是在这些大师之后又一个发扬这一传统的新的学术大家。
陈来说：“方先生的著作中，有两个两卷本非常突出，一个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个是在这之前完成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卷）（中华书局1990年一版，2012年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方立天文集》十卷本，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继承发扬了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以问题为纲的办法来写中国哲学史。用12个问题来阐发中国哲学的概念、问题跟它的历史发展。”
张岱年曾撰文介绍过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张岱年说，写问题史，有几个地方比较难：广博难，因为写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切难，要对古代哲学问题概念有深切的了解；精确难，讲问题概念怎么样精确地给出一个定义分析，用现代哲学话语来写，很难。他评价方立天的书“内容博雅、探索深切、诠释精确”。
“整个20世纪，整个中国哲学问题史的著作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另外一个就是方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陈来说，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视野来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又用中国佛教的研究来充实中国哲学的研究。这是方先生的特点，难得的是他两方面都精通。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宋志明说：“《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都是综合性的著作。综合性研究，必须得有厚重的学术积累才能做到。恐怕综合性研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弱项。《中国哲学史》版本很多，但是真正能够称为著作的不太多。很多书是采取‘学术合作社’的办法，你整一段，我整一段，找一个权威的主编把它统下来，以个人之力完成中国哲学的书屈指可数，冯友兰、冯契、张岱年、方立天几个。”
格局
方立天没有任何海外留学背景，但他是被国际学术界认可和推崇的大家。之所以形成学术研究的“世界格局”，正是因为他一直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他从中国文化的本位出发，观照人类思维的共性，阐释人性的本质与潜能，由此成为世界性的哲学家。他虽然研究古代，但是视野一直非常现代。
牟钟鉴说，方先生的著作是体现当代中国本位文化自觉的重要成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传统，是学术大家的典范。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说：“近百年来，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唯西方马首是瞻，不能够很契合中国本土哲学和佛教的特点。方先生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中国哲学和佛教学术研究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本位上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方克立说：“方立天是一个代表人物。他会成为后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他所提供的不仅是具体知识，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道路，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学术发展的特点，我想这是对后辈学者提供非常宝贵的启示。”
从教50余年，方立天培养了40多个研究生，现在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有大学的副校长，有国家部委的司长，有高校学院院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风雷是方立天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他的博士生研究选题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
“方老师为我们确定选题有一套大的想法：他让我研究天台宗，让后面几届的师弟们分别研究华严宗、净土宗、唯识宗、禅宗，这就把中国佛教几个最主要的宗派都含纳进来了。而且他强调对宗派的研究要从宗派的创始人开始，这样不仅可以更确切地把握该宗派的发展源流和思想特征，而且研究也上下贯通，有充分的延展性，都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可以做一辈子的题目。”
“他不用自己的研究方向要求学生，但是心里想着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在报纸上看到好文章，觉得对谁有帮助，就剪下来，写上需要看的学生的名字，给我们传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魏德东说。
教学和科研之外，方立天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推动创建宗教学科。
“很多高校长期都没有宗教学这个课，也没什么老师。上世纪80年代，人民大学成立一个宗教研究室，我是主任，好多年就我一个人，帅是我，兵也是我。”方立天说。
1964年，中国科学院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创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时任所长任继愈想选调方立天，被人民大学极力挽留住。2000年，方立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后又建宗教学系和宗教高等研究院。全国高校目前只此一家。
“基地成立后，有了宗教学专业，开始招本科生，这是很大的变化。宗教学是一个学科生长点，宗教和人文社科的哲学、道德、法律、文学、艺术，乃至管理、经济等学科都有关联，可以生长出许多专业来。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科为重点的大学，有宗教学将使学科设置更丰满。”
“如果将来要创办宗教学院，就有了一个基础。”方立天说。
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是西方大学最早的基本架构，现在西方大学也很少有哲学院，都叫神学院。宗教观照人的内心，是人文社科领域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我国所有大学，还没有一个宗教学院。
“社会转型期，宗教发展就会比较快。而我国现在宗教通识教育还不够，很多人还难以真正区分宗教和迷信、宗教和邪教。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核心，搞文化建设，实际上需要探讨宗教，宗教的本质、历史、价值、功用等等。”
“建立宗教学院，当然不是宣传宗教，而是我们要研究、认识它。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类型来研究，要‘脱敏’。研究得越透彻，认识得越深入，才能更好地引领大众的精神生活。”
如果没有足够的高度和格局以及赤子之心，很难有这样的思考并为之努力。
无争
“我跟方老师认识30来年了，他对争取项目、评先进，毫无兴趣。国家项目、社科项目、教育部项目一概没有争取过。除了散步，好像也没啥其他的爱好。职称，这本来是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方老师也没争过。一个高校的老师，不把职称放在眼里，这境界……”宋志明说。
不把职称放在眼里，这种定力来自对学术研究纯粹的追求和自信，还有多年坐冷板凳的修炼。
方立天在北大养成泡图书馆的习惯。在人大也是几乎天天开馆就到，连评副教授没评上的第二天也是如此。时间久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开始主动关心他，后来还在他常去借书的书库里专门为他配了一套桌椅，这样他就不用把书搬来搬去了。工作人员下班后，他仍可以留在书库，独享空间。这是人大图书馆迄今为止唯一享有如此“礼遇”的人。
一篇篇文章就在这样的冷板凳上淡定写成，实际上，那时候方立天也经历着来自生活的压力。
“有一段时间，每个月都要借钱，我记得是4号发工资，到月底我就得跟别人借几块钱买菜什么的。”微薄的薪水，再寄给在故乡的父母一部分，方立天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月底借钱，发了工资还，下月底再借。
“如果同事职称什么的都评上了，您内心没有压力吗？”记者问。
“压力要克服，调整，不能忘记治学的根本，学术不能急功近利。目光要放长远。”方老师转而一笑说：“真正写出好东西来，自然有回报。”1964年，方立天第一次收到《新建设》的稿费，记得是200元。
“抵好几个月工资呐。哈哈哈。”
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全国重点大学哲学、经济、历史、文学，各科选五个特批正教授。方立天全票通过，没做副教授直接成为正教授。
“搞学术需要心静，因为它要独立思考。物质诱惑都想去争取，就会影响你集中精力。名利要想开一些，不要去争。要相信自己的实力，社会从长远来看，会公正对待每一个人的。”
虽然因为不争，在职称、房子等问题上屡屡“吃亏”，夫人郑品安并没有抱怨他。“没有她的支持不行。我基本上家里的事情都不管。”方立天说。郑品安毕业于吉林大学，方立天在31岁“大龄”时候，由热心同事介绍给他，伉俪情深，相濡以沫近五十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