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大学里的极端事件一再发生，并且在前不久超越了个人化的“坠亡”，演化成直接影响到校园道德，损害同学之间最基本信任关系的令人发指也令人痛心的投毒杀人。在中国，每遇到极端事件发生，也往往是反思之时。从类似事件频繁发生，我们不难发现，“应试的一代”正在以他们的极端行为倒逼大学实行改革。 “应试的一代”升入大学，不是近两年的事，他们与大学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在近两年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当然，也不能说大学没有采取任何应对的措施，比如扩大辅导员队伍，增强心理咨询中心的力量以及增设就业指导和服务机构等等。然而，现在看来，这些机构和人员的增多，让大学教育的基本态势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就是大学思想教育、职业培训和课程教学被切割成了两大块，一块好像是专门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兼顾职业培训，另一块则只管知识传授。两部分人员之间，仿佛又因为角色上的差异，永远保持着距离。 过去说“教书育人”，现在“教书”与“育人”似乎可以分开，而且是在体制保证之下的自然分离。这就对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 问题在于，大学正在面对着从小学到中学都习惯应试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优点是擅长考试，缺点是只擅长考试。他们是被圈养的一代，知识面窄，心理脆弱，取向单一，成功的标准似乎只有高分和文凭，大多数人奋斗的目标也只是有一个好的工作。由于他们长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的灌输，好不容易上了大学，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就感，就先感受到了就业的压力，因而继续把知识当做工具看待。 其实，大多数教师都不甘愿只传授知识和提供技术或工具，但一方面是新的职业分工保证他们传授知识和提供技术或工具的正当性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教育的本能和愿望。另一方面，长期习惯于把知识当工具的学生，对与考试、与就业不相关的所谓无用的知识，也不再感兴趣。他们的目的明确，目标现实，而且长期的应试训练，让他们习惯于唯教科书是瞻，以教科书上的观点为标准答案或真理，教师自己的观点有别于书本，往往让他们不习惯，一旦在内容和观点上超越教科书，则被视为违反教学规则的“教学事故”。 一旦学校发生极端事件后，社会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感叹人文教育的缺失，殊不知即使是人文方面的课程，它的精神性早已被剥离，为知识性或工具性所取代。这不仅涉及目前大学新的分工体制，而且与大学本身的取向有关。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大学对GDP的追求是不遗余力的。这种典型的公司化管理模式，虽然经过有识之士一再提醒，在一些名校里已经发生些许改变，但大多数学校仍热情不减，大有将此进行到底之势。关键是，类似的追求也形成了一套公司化的管理取向，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教育和教学水平提高的。 公司化管理是讲数字、讲规模、讲项目等硬性指标的，而教育的追求却主要是软性的，她强调的是从长计议，是润物细无声式的熏陶，教学也一样。课堂教学，除了在课程数量统计和课时数上可以量化以外，像教学艺术、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也都是软性的。它们既无法完全用硬性指标去衡量，又不能很快地提供可以被鉴定的指标值。因此，目前以诸如课题、评奖等硬性方式从事教育和管理教学，其效果如何，也可想而知。 “应试的一代”的复杂性在于，他们虽然习惯于应试化，却又对自身的应试化不满意，他们虽然不满意，又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个宿命。也就是说，他们内心里也有渴望提点和启发，或干脆说，渴望受教育的一面。然而，充当教育角色的大学却在日益地实用化，且在以技术化或工具化的教学迎合着他们的应试化，并且让教育形成一个完整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应试化或工具化的生产链，将所有人都嵌在这个链条中。这就牵涉到大学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了。 当下中国的大学管理者最喜欢以美国大学“社会服务器”的功能相标榜了。让我们看看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米德特是怎么说的，施米德特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最早的倡导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这里的“求职”与“生活”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它们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求职”只需要有技术和证书，而“生活”不仅需要技术和证书，他在社会上、在生活中，还要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这也是大学起码应该提供给学生的价值观。 不能说大学没有改革，这种改革也在持续进行，但现在看来，多数的改革和调整措施都缺乏明确的理念和价值观，因而总是无法平衡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系，长此以往，不只是无法承担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可能连“应试的一代”也会不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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