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道路必然漫长，且有反复，更没有现成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储朝晖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深层次的问题解决不了，不可能靠一个“383”方案就能解决，“有可能各个大学把章程做出来了，但依然是个摆设，挂在墙上，实施不了，真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十年二十年建不好。” 储朝晖：中国大学一直处在越来越边缘的状态。比如清华、北大，砸了很多钱进去，但由于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虽然发表论文数量增加，但内部还是很难培养出创新人才。大量学生用脚投票，出国留学。中国如果不尽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被边缘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最后到达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步。 东方早报：大学“行政化”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储朝晖：体制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在体制设计上是管理者、评价者、举办者合为一体的，这种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造成政府和大学边界不清、权责不明，大学里党、政、学捆绑在一块儿。 东方早报：体制原因造成了哪些问题？ 储朝晖：一是党政分工不明确；二是现行体制下教师、学生、职工的地位不明确；三是学校内部学术权力的缺失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四是学生权利处于真空状态，学生权益缺乏制度保障。 东方早报：大学“去行政化”的阻力来自哪里？ 储朝晖：首先当然还是体制。大学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命，也就难以改变行政本位、官本位的大学组织定位。只要权力过多地掌控在政府手中，“去行政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其次是政府、大学管理者、老师、学者等对于“去行政化”的内涵理解不一，也就是说他们各自认为要“去”的内容并不一样，所有大学“去行政化”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 东方早报：我们讲的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行政级别等，这些概念怎么厘清？ 储朝晖：这几个概念，本来就说不清楚。真正要去行政化，就要完全按照现代大学制度去建立大学。大学的权力就不应该由党委、行政、学术交叉重叠，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管大学的就不能去评大学，办大学；评大学的不能去办大学，管大学，要实行管、评、办分离。现在有可能往前推的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把所有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这个容易做到。但是这是不是能够解决学校内部的责权清晰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未必。有可能级别取消了，但是学校的权力组织方式还是这样的，最终解决不了内在的问题，只有解决外部形式的问题。 东方早报：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85”高校被确定为“副部级”，这样是不是加剧了大学“行政化”？ 储朝晖：是的，这就是政府和大学没有明确边界的具体表现，这样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就像我们很多党政负责人，根本不去上学，也能拿到博士学位，能当教授，这样一来管理就混乱了。这样的大学，你把真理放在什么位置，如果权力高于真理，那么无论投入多少钱，学校级别有多高，这都不能促进大学健康发展。 东方早报：政府主要的职责应该是什么？ 储朝晖：政府可以办学校，但不能管学校。政府不要既办学校，又去管学校，还去评学校。像美国，很多州立大学都是政府办的，那么在组建校董事会的时候，州长就是董事长，这个很正常。“去行政化”也不是讲学校不能有行政机构，在中国，“行政化”讲的就是行政权力过大，大到学术权力不能发挥作用。政府部门主要应该做好规划和服务。我曾经提出，政府办大学，绝对办不成一流大学。 东方早报：你认为在现有背景下，大学“去行政化”应从哪入手？ 储朝晖：不同学校背景不一样，差异很大，所以途径也不一。我个人认为，首先是教育领域每个人脑子中要有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这个理念。什么是学术，什么是专业，什么是真理，我们现在都是混乱的。甚至有人认为读大学就是要当大官，当了教授还要去当官。我认为所有问题的改变，首先是观念的改变，这是前提是基础。比如我们大学的党委书记，如果还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那么就不可能建立规范的现代大学制度。只有我们领导人、教授、老师、学生脑子里都有这样一个规范，把大学的章程作为一个公器来衡量自己，谁违反就追究谁责任。 东方早报：有观点认为，一旦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去掉，大学的地位可能会被贬低。 储朝晖：这还是观念没改变，如果整个社会对大学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如同当年蔡元培在北大，他当过教育部长，后又去当校长，是因为他并不认为当部长就比当校长要高。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校长本身的信誉、能力、为人处事，都没有达到一个境界，所以要借助官位。 东方早报：当前很多官员退休后，选择去学校做教授、做院长等，很多大学也乐意接收，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储朝晖：这些退休官员中，的确有些人是有学养的，他们能把人生经历放在大学教学里，对丰富教学内容，还是有帮助的。当然有的还是看重其担任党政领导时的行政资源，学校用这些退休官员的资源来发展学校，不好去指责，但从学校管理层面来看，大学为此乱了方寸，没有遵循学术标准，没有经过规范程序，那就不行。 归根到底大学“去行政化”，是属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不单是教育的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了，大学“去行政化”才有可能。 |
